核心提示：
1、2月16日，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人再一次和世界电影站在了一起，15部华语影片亮相柏林本足以令人期待，但仅有短片《小晖和他的牛》获奖。结果也确实符合现下华语电影的现状——中国电影的春天还没有到来。
2、柏林电影节就一直是三大电影节中最特别的——它是最晚向中国电影伸出橄榄枝的一个，却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佳舞台。上一次有超过10部来自中国的作品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集体亮相，还是2019年的柏林。这种缺位带来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柏林电影节才展开了一段“双赢”的蜜月期。标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主竞赛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段“蜜月”并非因为柏林电影节的毫无缘由的“青睐”，而是来源于双方的需求正好契合。
4、当中国的作者导演们时隔3年再度集体回到世界电影的大家庭当中，彼此陪伴30多年且仍在寻找创新方向的柏林电影节，是否可以当作一个新起点还未可知，这些入围电影是否能带来更好的创作氛围和创作方向，也还是未知数。
十天前，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人再一次和世界电影站在了一起，15部华语影片亮相柏林本足以令人期待，结果也确实符合现下华语电影的现状——“我觉得现在的电影是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差，我自己看电影的世界好像渐渐消失了，不再是我以前看电影的世界，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我这样说好像很大胆，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这是本届评委香港导演杜琪峰的一番肺腑之言，一针见血地直面惨淡事实。
入围的15部华语影片也走完了在柏林的征程，其声量和影响力还远未到值得庆贺的时候。虽然有包括刘健导演的《艺术学院》和张律导演的《白塔之光》在内的十余部华语片入围此次柏林电影节，但似乎都差一些获奖运，仅有劳馨莹导演短片《小晖和他的牛》获得了新生代儿童单元特别提及短片奖。
其中，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有田晓鹏导演在春节档上映的《深海》，春节前在爱奇艺播出的张大磊执导的剧集《平原上的摩西》，以及他拍摄的短片《我的朋友》，这三部作品分别入围了新生代单元、剧集单元和短片单元。
另外，还有《亲密》《小晖和他的牛》《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一时一刻》《火箭发射史》《明天比昨天长久》等片，在短片单元、新生代青年单元中亮相。
而在所有华语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影片，当属入围主竞赛单元的电影《艺术学院》《白塔之光》，以及入围全景单元的电影《绿夜》和“遇见”单元的《雪云》。
电影《艺术学院》已经是动画导演刘健第二次征战柏林电影节主竞赛，他的前作《大世界》以独具风格的视听与强烈的讽刺风格，在全世界动画领域都是独特的存在，代表华语动画电影首次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电影《白塔之光》同样是张律导演第二次进入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在《漫长的告白》于2022年上映之前，他主要都是在韩国进行作者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可能只被影迷群体所熟知。
随着这部讲述发生在北京的宿命般的故事的亮相，意味着张律导演将创作重心再度放回到中国。
有走进来，也有走出去。
电影《绿夜》是曾执导过《汉南夏日》的导演韩帅的最新作品，主演亦是中国影星范冰冰，不过这个项目却是由中国香港资本投资，另两位主演也是韩国影星李珠英和金英浩，是一部中国、韩国班底联合打造的国际合拍片。
在电影《绿夜》的发布会，阔别许久的范冰冰久违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问及这几年的变化，范冰冰称自己当中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性，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现在很好。
谈及表演，她也表示对自己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五年没有演戏，所以要用自己120%的能力全身心地去完成这个角色，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导演的信任，对得起所有期待我的人，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但电影《绿夜》本身的关注度，还远没有范冰冰自己的高。
实际上，“遇见”单元本是柏林电影节最新成立的一个全新的竞赛单元。
与韩国知名导演洪常秀的新片《在水中》一同入围的，是中国导演邬浪执导的处女作《雪云》。
作为首部入围该单元的中国影片，能看出其在视听探索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新意与突破。
票房复苏，也得让世界看到中国电影
在疫情三年中，中国电影由一个把“影视寒冬”挂在口头讨论的行业，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特困行业。全年票房从2021年的470亿下跌至2022年的299亿，连历史最高的2019年的一半都比不上。
随着疫情的过去，触底反弹、强势复苏，成为许多行业在2023年的关键词。刚刚过去的春节档，似乎也在用史上第二好的67.66亿票房，去证明观众都回到了影院，电影并没有被抛弃。
如果国内票房成绩的提升主要是商业大片的胜利，那多部影片入围欧洲三大影展，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作者电影在全球艺术影响力上的提升。
但上一次有超过10部来自中国的作品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集体亮相，还是2019年的柏林。
那一年共有12部中国电影入围，但遗憾的是，也出现了令世界影坛震惊的“技术原因”退出的问题，主竞赛单元中的华语电影只有《地久天长》在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上有所斩获。
而由于《少年的你》和《一秒钟》因“技术原因”选择退出，在海外电影节圈层，引发了许多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担忧的讨论。
此后三年里，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除了《隐入尘烟》之外，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中国电影的身影，华语电影长片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严重缺席。
这种缺位带来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柏林电影节，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最佳舞台
柏林电影节与华语电影的关系紧密由来已久，标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主竞赛最佳影片金熊奖。作为中国第一个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奖项，柏林电影节好不吝啬地给出了最高的荣光。
但在此之前，柏林电影节就一直是三大电影节中最特别的——它是最晚向中国电影伸出橄榄枝的一个，却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佳舞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柏林电影节开始了一段“双赢”的蜜月期。而赶上这一波“蜜月”的，这是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黄建新等著名导演的作品，都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过提名或荣誉。再加上在1989年首位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的中国导演陈凯歌，他们几乎构成了那些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全部形象。
正是以柏林电影节为主阵地，加上戛纳、威尼斯的助力，“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的声望远超以《芙蓉镇》导演谢晋、《香魂女》导演谢飞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
虽然在“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娄烨、张元、王小帅出现时，这样的“蜜月”已经进入尾声，欧洲三大电影节之间的派系、风格的划分也远没有过去那么泾渭分明，但柏林电影节依然是华语电影入围、获奖最多的一个。
20来年里，还有更多华语导演的作品，比如，《孔雀》《图雅的婚事》《苹果》等，都在此获得嘉奖甚至大奖。
另外，柏林电影节对中国电影人的青睐，并没有因为其本身政治影响退潮、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而分道扬镳，一直在予以重点关注。
而突飞猛进的韩国电影，近些年已经站在了世界电影史中让人无法忽视的位置。去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朴赞郁凭借《分手的决心》获“最佳导演”奖，《掮客》男主演宋康昊获“最佳男演员”奖。再往前，2019年奉俊昊的《寄生虫》拿到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韩国电影因此国际影坛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他们的成功脱离不了几个重要因素：真实、政府支持、业内制度。
内容真实，更容易触动观众内心，场景还原真实、人物刻画真实、人性展现真实等等，这些都能使观众产生共鸣。如2011年，根据真实性侵儿童事件改编的韩国电影《熔炉》，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甚至推动韩国律法进一步完善。
1999年，为了抗议韩国加入WTO，开放外国电影配额，韩国电影人发起“光头运动”。被世界媒体高度关注，韩国政府在极大压力下，决定继续当时政策令韩国导演士气大振，成为韩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契机。
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韩国电影的业内制度也是韩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实施分级制度后，韩国电影在各方面突破禁忌。
也许正如宋康昊所说的：“外媒记者们最常问的就是'你认为韩影如此飞跃的原因是?’我回答:'我认为是不断挑战，不断变化的努力给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
戛纳已经选择过《寄生虫》这样的类型片，威尼斯也将荣誉授予过《无依之地》《美人与流血事件》这样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具有纪实性的影片。对柏林来说，华语电影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在近三年，贾樟柯、娄烨、刁亦男等具有极高国际知名度的导演暂时没有新作问世，刘健、张律、韩帅都是目前可圈可点的具有极强风格的作者导演，再加上十几位拍摄短片的新生代导演，将其作为新一代“柏林系”华语作者电影群体看待也未必不妥。
虽然，在中国内地的疫情封控政策结束和这15部影片的主创涌入柏林电影节后，这场世界电影人的盛会让我们看到希望。
但中国的作者导演们时隔3年再度集体回到世界电影的大家庭当中，彼此陪伴30多年且仍在寻找创新方向的柏林电影节，是否可以当作一个新起点还未可知。
这些入围电影是否能带来更好的创作氛围和创作方向，也还是未知数。
中国作者电影的复苏，“路漫漫而其修远兮”，柏林，或许是开始，但远远不是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