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不可以放在台面上说”，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暗箱操作。
哪怕是从业28年的国际天后，也打不破行业潜规则与权力傲慢所筑起的铜墙铁壁。
娱乐圈万马齐喑的场面，更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无力。
虽然无法苛责，但是谁不渴望勇敢与正义的星星之火？
内心郁结，本不打算写的台剧，决定重新写下去——
《八尺门的辩护人》
虽然离娱乐圈很远，但是它关心的东西，与这件事有着一致的内核：
捍卫生而为人的权利与尊严，哪怕要付出逆行者的孤独与代价。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总有人在坚持。
台剧，真的什么都敢放在台面上说。
人性之恶，体制漏洞，房思琪式性侵，LGBTQ……
桩桩件件，紧跟现实痛点。
本剧议题我们并不陌生。
现象级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就已经触及过的，废死。
吴慷仁饰演的人权律师王赦，一心想要找出罪犯无差别杀人的动机，随着死刑暗中提前执行，他再也找不到答案。
为什么要为死刑犯辩护？
既是为了维护法律的程序正义（死刑犯也是有人权的），也是为了研究恶的土壤（人为什么杀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恶人，而是告诫我们：
当社会生病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恶的帮凶乃至制造者。
最近“研珍”主演的最新韩剧《国民死刑投票》，也与此有关。
韩国法律制裁不了的人渣，“面具狗”通过手机投票交给全国民众裁决。
看上去解气，但归根究底只落脚在了以暴制暴的私刑上。
除了发泄一通“韩国法律没救了”的怨气，并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余地。
轮到《八尺门的辩护人》，故事仍以一起恶性杀人案件开头。
凶手阿布杜尔，印尼籍渔工。
灭了船长一家三口，包括溺死一名2岁女童。
罪证确凿，情节恶劣，看上去完全没有辩护的必要和余地。
公设辩护人佟宝驹（李铭顺饰），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
他不是什么正义之光。
想好好打这场官司，纯属被同行挑战到了男性自尊，一时上头。
公辩，虽说也是律师，但处于食物链底端——钱少、活累、名声还不好。
亲爹将他告上法庭索要抚养费，理由让人心头一暖：
怕你死，帮你买保险。
一般情况下，这个案子走个流程就完事了，但是在佟宝驹的追查下，这个案子居然有了一线转机。
这一点并不难猜，阿布杀人肯定另有隐情。
他的遭遇，是所有外籍移工的缩影。
上船后，护照被收走，日常遭受船长暴力调教。
他年纪小、爱哭、怕血，被船上的人欺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但船长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都是在如此残酷的海上生存法则下生活过来的。
阿布的犯罪过程，有一点显得格外讽刺。
为什么要溺死年仅2岁的小女孩？
原来把她按在水里，不是想杀她，仅仅只是不想她哭。
因为他在船上时，女孩的船长父亲就是这样对他的——压在水里两分钟，不让他死，也不让他哭。
杀人动机、精神状态、过失杀人，这些都是影响死刑判决的因素。
但阿布必死。
不是因为他犯的罪，而是他目击了台湾捕鱼业巨头雄丰船业的犯罪证据。
通过阿布，佟宝驹一步步挖出雄丰船业涉及非法捕捞、虐待船员、走私和杀人的罪行。
在此过程中，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身份不断模糊界限。
于是，为死刑犯辩护，逐步升级到了与资本和体制的对抗，越看越揪心、越看越无力。
帮阿布辩护的难度，佟宝驹心里门清。
他对新人讲过一个“笑话”——
台湾民众有八成的人认为，穷人比有钱人更容易被判死刑，但有八成五的人，支持死刑。
细想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
民众一边质疑法律的公正性，一边却又希望法律来保障公正。
他们站在受害人视角，似乎从来没考虑过自己也有可能站在审判席上，承受死刑判决里的不公。
就像阿布那样。
支持死刑是主流价值观，因为杀人偿命在我们普通人眼中天经地义，代表着最朴素的正义观。
它太过深入人心，乃至废死被很多人认为是在为杀人犯开脱。
但“谁是凶手”并不是犯罪链条的最后一环，“减少杀戮”才是。
废死派认为，死刑导致错杀的话，后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死刑很难产生积极的威慑效果。
哪怕佟宝驹的死对头也承认，死刑没办法让恶停止。
那么废死能做到吗？答案仍待检验。
在我看来，本剧最大的意义，不是鼓动我们支持废死。
而是引导我们思考现有体系的不足，多去倾听不同立场的声音，寻找不同的可能性。
其实不管死刑废不废除，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本质上，人们想要的是终止暴力、杀戮和恶行，生活在一个更加健康、包容、有安全感的社会。
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共识，再去展开辩论与探讨。
而不是看到废死就跳脚。
佟宝驹的原住民身份，拓宽了这部剧的议题边界。
他出生于阿美族，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是跑船的渔民。
被杀的人是他表哥，他却要为凶手辩护。
私情、公义两难全，也凸显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困境。
当范逸臣说出部落俩字，我差点喊出“为了部落，永不为奴”……
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概念遥远陌生得像来自另一个时空。
我也是第一次在一部剧里听到这么多种方言：
闽南语，阿美族语，乃至印尼的爪哇语。
一方面，多语种表演让我们见识到台剧演员令人羡慕的专业度——
马来西亚人李铭顺讲阿美族语，00后台湾妹子雷嘉汭扮印尼人，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另一方面，语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存在感，因为它隐喻了文化隔膜和文化强权。
印尼籍杀人犯，听不懂中国话，也没人听得懂他说话，在法庭上，彻底陷入失语状态。
唯一可以跟他沟通的，是佟宝驹半路挖来的翻译莉娜。
同为印尼人，大学学历只能找到保姆工作，在雇主家常常遭到性骚扰却求告无门。
作为异乡人，他们是失语的。
作为少数族群，佟宝驹也是缺乏话语权的。
他从小目睹渔民父母的苦难，决心逃离原住民的出身，选择了法律这条代表文明与现代化的出路。
为阿布辩护，看似是在跟族人作对，但实际上，他维护的恰好也是族人的生存权利。
因为，原住民跟外籍移工都是台湾社会的边缘人，都是社会不公的潜在受害者。
坐在被告席上才知道死亡的重量，当过弱者才知道生存有多难。
佟宝驹的辩词，慷慨激昂、字字泣血。
一举戳破了很多幸运儿的伪善、高高在上的正义感。
他其实永远无法与原住民身份割席，而这，正是他不顾前途地为弱者发声的内在动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陈令秋，放眼整个东亚，也很少看到这么不落窠臼的女性角色。
还记得94年台视版《倚天屠龙记》吗？
古板的纪晓芙和风流的杨逍，曾让不少人嗑到上头。
扮演纪晓芙的女演员，名叫潘仪君。
多年后再见，刷新了我对她的观感和记忆。
就像这些年来的台剧，进化速度令人恍惚。
陈令秋的人物气质，复杂微妙，可以说集热血与冷酷于一体。
从大学开始，她就是理想主义的进步青年，为了公平与正义到处奔走。
那时候，她和同为进步青年的佟宝驹坠入爱河。
中年坐上法务部部长的位置，主张废死，来消止无谓的杀戮。
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爱情亦是可以牺牲的棋子。
她的一个抉择，让故事的结局变得更加意味深长，冷峻深刻。
随着调查深入，阿布的真实年龄揭晓，杀人时他未满18岁，没有责任能力。
陈令秋知情，但还是同意执行死刑。
一方面是出于高层压力下的自保，但根本原因在于：
等处死阿布再公开他的真实年龄，在舆论上便会引发民众同情，从而让他们心中的天平倒向废死这边。
好一招以退为进。
佟宝驹反对陈令秋的政治手腕。
在他看来，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杀戮，都是违背公义的。
所以你看，同行者尚且会走上分岔路，越深入的探讨越会陷入两难。
现实总是遍布荆棘，你不可能完好无损地走一遭，并找寻到完美答案。
《八尺门的辩护人》，没有太多跌宕的剧情。
它写实且扎实，用常识和人文精神带出台湾社会目前有关司法正义、多元族群等社会议题。
就像剧中那样，横亘在现实问题面前的，往往有赤子，有野心家，也有难以撼动的既得利益者。
让未来充满未知与变数。
但有勇气直面复杂，才是改变的开始。